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——昭君出塞

　　兩千多年來，昭君出塞的故事一直被各族人民以各種方式懷念和頌揚。昭君出塞，千古佳話，昭君文化積淀厚重。以民族團結和愛國主義為主要內涵的昭君文化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，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音符，是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事例。

　　昭君出塞，將長城內外相連，開創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政權和睦相處、互助共贏的模式。歷史上，吟詠昭君的作品涵蓋了詩詞歌賦、戲曲小說、繪畫鏡銘、民歌傳說等絕大多數藝術形式。隨著時代的發展，昭君題材的各類作品仍不斷增長，表明昭君文化蘊含的愛國、和平、友好、幸福的主題，符合歷史的發展趨勢和人們的美好愿望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。各族人民還通過建造紀念物的方式來頌揚昭君。在昭君的故鄉、出塞地、出塞沿線地區，都有很多昭君紀念物。在包頭地區的西漢晚期墓葬中，出土的瓦當是昭君出塞歷史的實物見證。目前能夠找到文獻記載和實物存在的11座可以確定的昭君墓包括：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岸昭君墓、呼和浩特市東郊八拜村昭君墓、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朱堡村昭君墓、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昭君墳，山西省朔州市青鐘村昭君墓，陜西省神木縣昭君墓，河北省保定市定興縣昭君墓、保定市高碑店昭君墓，河南省許昌市襄城縣昭君墓，山東省菏澤市單縣昭君墓、菏澤市東明縣昭君墓等。其中，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墓歷史記載最早、代表性最強，關注度最高。這些昭君墓所在地區，大都位于長城兩邊，處于農牧交錯地帶和民族交融地帶。歷史上，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在這些地區既有戰爭沖突，也有互市交融。昭君出塞，結束了漢匈長期戰爭和對峙的局面，帶來了六十多年的和平友好局面，成為了民族友好、社會安定的象征。翦伯贊先生指出：“王昭君已經不是一個人物，而是一個象征，一個民族友好的象征；昭君墓也不是一個墳墓，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。”“昭君自有千秋在，胡漢和親識見高”，昭君出塞，是各族人民向往和平、追求美好生活的歷史佳話，也是民族友好團結的象征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昭君出塞被賦予民族團結的內涵與價值。周恩來同志曾稱贊昭君是“為發展中華民族大家庭團結有貢獻的人物”。應周恩來總理囑托，曹禺創作的歷史劇《王昭君》，將王昭君由哭哭啼啼的悲劇形象轉變為促進民族團結的正面形象。這一時期，歷史學家翦伯贊、林干，文學家田漢、鄧拓等紛紛撰寫昭君出塞的文章，形成了研究高潮，昭君成為歷史上民族團結代表的形象得以確立。

　　“琵琶一曲彈至今，昭君千古墓猶新。”依托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昭君墓遺址而建的昭君博物院，是集文物保護、收藏研究、館藏展示和社會教育于一體的遺址性專題博物院，也是各地游客來到呼和浩特的打卡地之一。經過4次擴建提升，現已形成特色文化展示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講好民族團結進步故事的有效平臺。自1977年正式對外開放以來，博物院已經接待了3000余萬名觀眾。昭君博物院如今是國家4A級景區、國家一級博物館，同時也是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、中國華僑國際文化交流基地、海峽兩岸交流基地，內蒙古自治區愛國主義教育重點基地。“弘揚昭君文化，增強民族團結，促進經濟發展”——1999年呼和浩特舉辦了首屆昭君文化節，至今，“中國·呼和浩特昭君文化節”已經連續舉辦了25屆，文化節以“弘揚先進文化，增強民族團結，促進經濟發展，構建和諧社會”為宗旨，集理論研討、旅游開發、民俗文化表演、招商引資等于一體。每年的文化節都成為了當地各族人民的盛大節日，吸引了八方來客，成為呼和浩特市推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動力、對外文化交流的載體、展示民族交融與民族團結成果的平臺。“群山萬壑赴荊門，生長明妃尚有村。”在王昭君的故鄉湖北省興山縣，每年都在農歷的八月十五舉辦“中秋月圓憶昭君”系列活動。各項活動都以弘揚昭君文化，增強民族團結為主題。此項活動已經成為全國知名的文化旅游品牌。湖北省興山縣與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之間的來往互動頻繁，雙方舉辦的“草原少年回‘姥家’、湖北少年進草原”雙向交流活動已被納入“各族青少年交流計劃”全國試點示范項目，僅2024年就有鄂蒙兩地3200余名青少年開展了9批次云端、線下交流活動。昭君墓所在的呼和浩特市玉泉區與昭君出塞路沿線11個旗（縣、市、區）建立聯盟，組織青少年開展線上交流、“云端”活動，讓相隔千里的青少年在“云端”聚會，增進友誼。這些活動強化了“各族人民一家親”意識，引導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國情懷。

　　王昭君從長江流域的湖北興山來到黃河流域的漢宮長安，又走向大漠草原。“昭君出塞路”全長約5000公里，貫穿鄂、豫、陜、晉、甘、蒙6省（自治區）10市（州）38縣（區、旗），并與“綠洲絲綢之路”“草原絲綢之路”交會對接。昭君出塞沿線各地人民同以昭君為榮，以弘揚昭君文化為己任，共享昭君文化帶來的發展機遇。自2019年以來，先后成立了昭君出塞路沿線產業聯盟、昭君出塞路沿線旅游聯盟、昭君出塞路沿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聯盟、昭君出塞路沿線媒體聯盟和昭君出塞路沿線政協主席聯席會議。“昭君出塞路”沿線地區的聯動與經濟文化開發，既是昭君文化的繼承和延續，也是“一帶一路”倡議深化經貿合作、擴大人文交流、共享發展機遇的體現。昭君文化以其強大的生命力、感染力、凝聚力和轉化力在現代社會繼續綻放光彩，展現魅力。

　　昭君出塞不僅在中華大地家喻戶曉，而且走出國門，產生了世界影響。早在奈良時代（710—794）昭君出塞的故事就由遣唐使傳入日本。日本最早的漢詩集《懷風藻》中“琴歌馬上怨，楊柳曲中春”便指昭君出塞。此后，歷代日本人以詩歌、故事、小說、散文、戲曲、繪畫等多種方式講述昭君故事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，日本文學家有吉佐和子和井上靖分別創造了小說《落陽》和《明妃曲》，借昭君故事控訴戰爭帶來的災難，暢想戰后的美好生活。昭君文化也傳到了朝鮮半島。明清時期朝鮮燕行使者崔演、金昌業、許葑等都寫有詠昭君詩。昭君文化在越南也得到了廣泛傳播。阮朝中后期文人楊叔珨的詩集《閑中詠古詠史》收錄了七首昭君詩。他贊揚昭君對和平的貢獻堪比長城：“胡有戎兵漢女兵，櫛巾亦可作長城。滿朝文武當多謝，免得風沙塞外行。”喃傳《王嬙傳》在越南文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。19世紀初，英國漢學家德庇時將元代劇作家馬致遠的《漢宮秋》譯入西方，此后，昭君文學作品大量譯入英語世界。西方漢學界也有不少關于昭君的專門研究。2009年，聯合國“國際科學與和平周”中國組委會將“中國民族學學會昭君文化研究分會”評為“特別貢獻獎”，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昭君出塞所蘊含的和平、友愛、和諧、發展的理念更加彰顯其價值。

　　（作者：王紹東 系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教授，中國民族學學會昭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）